23.9.17

【從火葬場到藝術聚落:柏林沈默之綠文化特區】

    原文刊載于藝術收藏+設計雜誌》No.112 2017年01月號                   I PDF 下載 I
    撰文/ 致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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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默之綠文化特區(Silent Green Kulturquartier)外觀。
圖板提供|© 沈默之綠文化特區(Silent Green Kulturquartier),攝影 Cordia Schlegelmilch


這麼說也許有些駭人聽聞:曾經存放逝者骨灰罈的幽暗地窖,如今收藏了無以計數的影像膠卷、書籍以及藝術作品資料,過去供人憑弔哭泣的寧靜八角形大廳,現在則充斥各種影像放映和論壇討論的喧鬧聲,如此衝突的轉換的確是充滿張力,甚至還需要點想像力。在過去那段時間,這座象徵死亡的廢棄建築幾乎已經在市民記憶中抹除,寂寞地豎立在柏林西北方一座墓園中。即便西方信仰普遍對死亡和墓地沒有太多忌諱,但最初誰也不曾想過除了舊工廠和碉堡,就連焚屍場也可以搖身變成最酷的當代藝術中心。雖然柏林本來就有許多舊屋新用的好範例,可是如此膽大的計畫不是單單政府能夠主導的,再說一般公家單位大概也很難這樣放得開,這個美麗的偶然,我們大概只能歸咎於冥冥之中擦身而過的各種巧合。
















(上)
沈默之綠文化特區八角形大廳(Cupola)內部。
圖板提供|© 沈默之綠文化特區(Silent Green Kulturquartier),攝影 Bernd Brundert


這個故事最好先從柏林電影人雅格.海特曼(Jörg Heitmann)一個無心的決定說起。和其他影像工作者一樣,當時雅格正為作品預算苦惱著,他想要翻拍法國全才作家鮑希斯.維昂(Boris Vian)的一部小說,然而電影補助部門卻拒絕了他的申請案。在求助無門之下,2004年時雅格決定先預借湊合一筆資金在德國中部買下一座冷戰時期蘇維埃軍隊用來存放武器的山區,打算以地產投資收入來加快電影預算籌募。雅格原先的計畫是這樣:將整座山以高價轉賣給有錢的德國電信子公司T-Systems來蓋系統運算中心,這應該要是筆又大又有賺頭的交易。可惜他卻萬萬沒料到,就在一切都談妥後,公司執行長突然身故,而新接任的負責人為了重整企業決定將這筆生意直接撤銷。這意外使雅格一瞬間負債累累,被迫轉投資房屋買賣和超級市場生意,電影計畫只好暫時擱置一旁,首先將眼前的債務問題清除。就這樣又庸庸碌碌地過了八個年頭,雅各好不容易又重新站了起來,而且還存夠了錢,攝影機似乎又可以開始運轉了。巧合的是,就在雅各終於快要擺脫建築產業,擁抱夢想之際,他得知位在柏林威丁區(Wedding)廢棄的老火葬場正開始尋找買家時。這一刻他並沒有躊躇太久,也許是因為過去幾年也累積了些經驗,他逐漸明白在商業地產買賣之外,自己也想要個能夠推行文化創作的空間,而柏林那座美麗憂鬱的舊建築不論在空間大小和地理位置上都十分合適,雅各不想錯過眼前難得的機會。於是又再一次,電影夢必須無限期延後,對他而言,這個空間再造計畫其實也可以算是某種藝術創作形式。 



















(上上)
沈默之綠文化特區(Silent Green Kulturquartier)藝術家 Sasha Huber 和 Petri Saarikko 的表演。
圖板提供|© Savvy當代藝術中心(Savvy Contempo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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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默之綠文化特區(Silent Green Kulturquartier)夏季電影播放 “Sommer Kino”。
圖板提供|© 沈默之綠文化特區(Silent Green Kulturquartier)


重生的老火葬場

柏林威丁火葬場(Krematorium Berlin-Wedding )最早建於1910年,是普魯士王朝第三,柏林市則是第一老的火葬場。在歐洲,傳統西方舊教信仰中普遍有死後復生觀念,因此除非流行疾病等極端狀況,教會及信眾大多支持土葬以保持軀體的聖性。然而隨著現代都市規模擴大和人口暴增,土葬所需的空間大小自然產生嚴重的擁擠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熟葬遂成為更恰當的屍體處理方法。德國境內過去百年越來越普及地設立火葬場即象徵了市民對於現代殯儀觀念的轉變,至兩千年初關閉為止,前前後後約莫有一百萬人的屍體在威丁火葬場化為灰燼。儘管建築本身多少有受到早期基督教視覺風格影響,但整體設計並沒有過多宗教符號,屋頂顯眼的橘紅色讓灰蒙黯淡的火葬場在謐靜墓園區中格外顯眼。為了將火化工作移交到距離市區更遠、功能更齊全的場地,市政府決定於2002年結束威丁火葬場營運,接著在往後數年逐步尋找適合的買家頂替。得獲消息後,雅格立即以文化工作為目的成立沈默之綠文化特區(Silent Green Kulturquartier),成功接下火葬場所有權,並且自2013年開始整個區域的修繕作業。在老建築現代化過程中,為兼顧妥善留存遺跡的歷史價值,沈默之綠從一開始就和政府古蹟修護機關(Denkmalamt)共同合作,這樣的做法能夠確保在更換新式設備如門窗、通風系統之際,也能從技術上避免破壞建築內外具特色的細節。譬如在修補火葬場正中心高17公尺的八角憑弔大廳(Cupola)時,當工人拆除老舊地毯後,被覆蓋數十年的美麗水磨石地板才得以重見天日,地面上各種精巧排列的圖樣如今已成為室內空間裝飾的一大特色。同樣在2013年,儘管園區裝修才剛剛開始,雅格和沈默之綠團隊已經等不及開始做些什麼,於是他們將仍然是工地狀態的火葬場提供給當年柏林影展舉辦論壇延展單元(Forum Expanded)展覽。也許是場地所散發的詭異氛圍,又或者是柏林本地一直以來就有把廢墟風格當作時尚的傾向,總之這次展出非常成功,一舉打響文化特區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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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vy當代藝術中心展覽開幕,藝術家 Jean PierreBekolo 的作品,圖中白帽為策展人波納旺屈爾(Bonaventure Soh Bejeng Ndikung)。
圖板提供|© Savvy當代藝術中心(Savvy Contemporary)



自2014年宣佈正式開放後,幾乎每個月在沈默之綠文化特區都有許多富實驗性的活動,包括柏林獨立電影機構軍火庫(Arsenal)所籌劃的夏季電影學校,或是由柏林工作室(LaborBerlin)舉辦的類比膠卷放映會。還有一次有人把已逝德國導演史林根西夫(Christoph Schlingensief)從未公開過的影像片段挖出來,並且找了幾位音樂家現場直接配音播映演出。從論壇演說到現場表演,雖然沈默之綠承接規劃的活動包羅萬象,我們還是能夠察覺其中和影像相關的內容佔據了頗大比例。歸咎其原因,負責人雅格和團隊夥伴伯蒂娜.艾拉卡普(Bettina Ellerkamp)對這類媒材高度的熱愛絕對脫不了關係。除了在沈默之綠內部成立電影研究部門(Film Feld Forschung)外,他們也參與了包括 “專業媒體大師班(PMMC)” 等跨領域媒體創作組織,而且還創辦了屬於自己的發行品牌 “家庭出品(Homeproductions)”。他們很清楚一個空間的營造光是埋頭苦辦活動是有些事倍功半,畢竟團隊資金和人數都有限,如何能夠產生更大效益有賴不同圈子間相互串聯,讓經驗和觀點連翩搓合攪動,即可為原本的死水注入更多漣漪。基於這樣的想法,從重整火葬場之初,在主要展覽空間八角形大廳和兩翼的納骨室外,沈默之綠團隊特地將地窖和區域後方的建築規劃成可供出租的空間,希望吸引其他有趣的使用者進駐。目前正式入盟沈默之綠的機構及團隊包括:老牌柏林電子音樂廠牌 “Studio !K7”,和包括海邊小屋(Beach House)等著名樂團簽約的經紀公司“Headquarter Entertainment”,德國重要紀錄片大師哈倫.法洛基基金會(Harun Farocki Foundation),軍火庫電影機構多達上萬部的影片資料庫(Archive of Arsenal),近年來非常活躍的 “Savvy當代藝術中心(Savvy Contemporary)” 以及一間由紐約廚師經營的溫馨餐廳。






























(上)
Savvy當代藝術中心擁有一座以殖民議題為主的圖書收藏和藝術家資料庫。
圖板提供|© Savvy當代藝術中心(Savvy Contemporary)



藝術聚落和威丁Style

要詳說威丁區對於柏林當代藝術場景為何如此重要可能不是件容易的事。先撇開相對低廉的生活消費和房屋租金不談,此地豐富的歷史過往對於塑造現今社區面貌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上個世紀初,原本還是市郊的威丁區因大批工人移入而成為藍領階級重要群聚地,這樣的居民組成使大戰之間工人運動得以迅速發展,威瑪共和時期甚至因其強烈的左派思潮而得名 “紅色威丁(Roter Wedding)”,並且時常發生共產和納粹份子間的衝突。今天威丁區除了仍是柏林市內最貧窮的區域外,也是最多外國居民和藝術家移入的社區之一,街坊常見各種語言招牌交雜,不同族群也自然地混居在一起。自2015年起,參與第14屆德國文獻展策展團隊的喀麥隆裔策展人波納旺屈爾(Bonaventure Soh Bejeng Ndikung)接棒市立威丁區藝廊(Galerie Wedding),開始以他豐富的經驗和知識形塑該空間特有的思想體系,成為移民社區中力道強勁的後殖民論壇和藝術展覽場地。同一時間,波納旺屈爾也相中了沈默之綠所營造的工作氛圍,於是將他經營多年位於柏林南部的Savvy當代藝術中心一併遷入威丁,搬進火葬場的地窖中。在策展人細心規劃下,相距不遠的兩個替代空間相輔相成,以挑戰西方藝術主觀意識形態為主軸,帶來許多來自歐洲之外具批判性的非商業作品。狹著威丁區與生俱來的混種文化特色和左派性格,幾個機構之間逐漸在過去兩年摸索出屬於威丁風味的藝術討論方式,儘管有限的資源使展場不見得擁有如商業畫廊般細緻的視覺效果,但扎實的論敘能力依舊獲得專業人士青睞。

最近雅格又開始了他的電影計畫,只是最早的鮑希斯小說劇本翻拍已經被他拋在腦後了。這次他想以一座山為場景,內容大概是關於大企業和地產買賣、高級房舍及經濟災難等元素,聽起來非常耳熟,想必他一定能夠處理得非常細膩。至於沈默之綠團隊當然也沒有閒著,接下來2017年的柏林數位藝術節(Transmediale)和柏林影展都已經選定火葬場為官方場地,屆時必定將會有更多國際藝術工作者進駐,圈子間的漣旖效應也會持續擴散。當人們走進沈默之綠的八角憑弔大廳時,除了自己腳步踩踏地面的迴響,還會注意到深淺色相接的水磨石地面上一條彎曲的蛇形圖案,這是在翻修時特別保留下來的古老遺跡。在這裡,這條蛇並不代表邪惡,相反的牠象徵了再生和不朽,不論是指過去那些焚燒淬鍊後的高貴靈魂,或是這棟為社區帶來新文化意義的火葬場。























































(上上)
Savvy當代藝術中心展覽藝術家Eva Le Clair作品“What The Tortoise Murmurs To Achille”。
圖板提供|© Savvy當代藝術中心(Savvy Contemporary)

(上)
Savvy當代藝術中心展覽藝術家Nathalie Mba Bikoro作品“Unlearning the Given”。
圖板提供|© Savvy當代藝術中心(Savvy Contemporary)





22.8.17

【第14屆卡塞爾文件展 - 第一部:雅典】

原文刊載于藝術收藏+設計雜誌》No.117 2017年06月號                         I PDF 下載 I
撰文/ 致穎








(左)
14屆文件展策展人亞當.修姆紀克於開幕演說帶領所有策展團隊於台上面向觀眾致詞。
攝影|致穎



第14屆文件展策展人亞當.修姆紀克(Adam Szymczyk)是位有勇氣的策展人。原因不只是他敢於承擔被卡塞爾本地保守派如基民盟(CDU)等勢力唾棄的風險,決意將大展一分為二,使文件展不再專屬於卡塞爾一地,且大半資源必需分配到雅典展區,直接導致整體預算飆高。此外,在這個時間點將討論重心毫不避諱地空降在難民和經濟兩頭蠟燭燒正旺的希臘,分明是挑了最棘手的習題來解,但不可否認的,這也確確實實是歐盟當下政治問題最急迫的區域之一。細數過去幾屆文件展,總是能夠適時體現藝術創作與展示的現代性,例如第10屆策展人大衛(Catherine David)策劃的「一百日一百嘉賓」(100 Days 100 Guests)開始側重展覽的學術價值 ; 又或是第11屆的策展人恩威佐(Okwui Enwezor)導入第三世界和後殖民議題,並將研討會分散至其他四大洲五座城市,開啟向外拓延的先例。到了第14屆文件展,儘管辦在外地已再不是什麼新鮮事,但規模大至如此倒還是頭一遭,不只是盤根錯節的行政系統,如何處理移地展出的歷史必要性也是策展人不可避免的課題。對此,修姆紀克和團隊共同制定了極為龐大的討論架構,除了展覽本身,還包含出版品、電台和教育項目等等。我們不妨從率先開幕的雅典展區開始,以三個主展場地的建築歷史脈絡和幾件代表性藝術計劃,嘗試切入本屆文件展。













(左)
理工大學內設置了紀念1973年抗爭事件的雕像。
攝影|致穎



理工大學展區
Polytechnic

1933年八月,第四屆國際現代建築會議(Congrès Internationaux d'Architecture Moderne,簡稱CIAM)在經過蘇聯方面幾番折騰後,領軍的建築師科比意(Le Corbusier)決意將會議改至一艘航行的船上,由法國馬賽出發,穿越愛琴海諸島最後抵達雅典城。在這場漂泊議會的尾聲,世界頂尖的建築師們齊聚在雅典理工大學內,共同發表了影響當代城市建構甚巨的協議《雅典憲章(Charte d’Athènes)》,為功能主義的城市住宅形態、土地規劃以及歷史遺跡維護等現代觀念設立新標準,這是雅典理工大學作為場所,第一次在近代世界史上扮演標誌性的角色。三十年後,當兩大強權在冷戰逐漸白熱化的對峙之下,夾在雙方陣營前線的希臘國內左右兩翼也陷入不間斷的紛爭。直到1967年由親美的希臘軍方在中情局擁護下突發政變,罷黜總理和國王,瞬間形成集權右翼軍政的統治集團(The Junta),限制了希臘戰後脆弱的民主發展。軍政府以“清共”口號進行多年違反人權的政治操作後,學生反獨裁意識終於到達臨界點,雅典理工學生遂於1973年十一月份開始佔領校園,並利用校內設備組織一座電台播放系統,以電波持續號召各界人士加入反獨裁行列,短時間內幾千名青年和工人相應進入校區,增援解放圍困者(Free Besieged)行動。這波反動能量之大,以至於軍政府方須快速施行鎮壓,三天後坦克於凌晨輾過校門,軍隊發動武力驅散學生,形成嚴重流血衝突,共計24位市民在這波行動中喪生。雅典理工抗爭(Athens Polytechnic Uprising)雖以悲劇收場,然而強勁的公民意識也根本性地動搖軍政權,間接迫使其於隔年結束干政,讓國會恢復運作,許多學運份子也在往後相繼步入政壇,實質建構了希臘的當代政治。


這段圍繞雅典理工大學的希臘近代史成為德國藝術家萊納.歐登朵夫(Rainer Oldendorf)本次參展的研究主軸,他和來自希臘、德國和法國的教授及學生們進行合作,挖掘許多關於CIAM和當時功能性城市(Functional City)展覽的相關資料,並以之與後來的德國標準化學會(DIN)設計標準進行比較。另外,在理工大學正對面的理工大街(Polytechneiou)上,來自雅典的建築師安德烈斯.安格利達克斯(Andreas Angelidakis)承租一間公寓作為裝置《未授權(Unauthorized)》的展出空間。透過同樣從事建築設計的父親工作室為範本,他將內戰以降雅典城市重建的各種史料重新拼湊,試著推敲出雅典現代化進程的歷史意義,探問“我們身處於何方?”以及“我們是如何來到這的?”。希臘內戰是緊接二戰後由親西方國民軍和親共民主軍所進行的冷戰前哨戰之一,雖然歷經三年衝突後英美成功保住自身在東南歐的利益,希臘城鎮卻也因接連的爭戰變得殘破不堪。安格利達克斯的父親當時甫從雅典理工大學結業,隨即和其他年輕建築師們一同加入城市重建行業,在馬歇爾計畫源源不絕的後援下,希臘終於緩慢在巴爾幹半島上站穩腳跟,成為西方盟國抵制共產主義擴張的重要前線。有趣的是,同在安格利達克斯的公寓大樓內同時也居住了剛融入希臘的難民家庭,這些新移民好不容易在雅典生根,找到新工作,而且有能力承租自己的住所。這棟公寓並非針對特定族群的社會住宅,因此難民入住也反映了雅典市居民普遍族群結構的改變。
















(左)
雅典音樂學院展區建築外觀。

攝影|致穎






















(左)

雅典音樂學院展區建築外觀。
攝影|致穎



雅典音樂學院展區
Athens Conservatoire

曾就讀雅典理工大學的希臘建築師伊歐安尼斯.狄斯波托普羅斯(Ioannis Despotopoulos)在輟學後前往德國威瑪包浩斯(Bauhaus)繼續深造,最終於1932年回國成為專業建築師,並且在接下來數年回任教於雅典理工大學。今天位於市中心的雅典音樂學院是狄斯波托普羅斯在1959參與雅典文化中心(Athens Culture Center)所舉辦的市區規劃競賽中獲得首獎的作品,除了學院本身,他當時還一併設計了周遭不同機能的建築,包括國家劇院、國會大樓、圖書館和露天劇場等,然至今只有音樂學院順利完工使用。不論最初建築師有意無意,如果從天空俯瞰,這棟充滿歐洲理性主義風格的建築像極了一把吉他琴柄,這象徵似乎也對應了這所希臘最古老的音樂學院在早年的課程中,特意只教授吉他和笛子兩項樂器,甚至連最基本的鋼琴都沒有,以此作為對古希臘美學阿波羅和戴奧尼索斯(Apollonian and Dionysian)二元表現的一種具體回應。

身在音樂學院展區中,參觀者能夠透過現場的史料相片、物件及表演等元素思考聲響和物質性的歷史。例如羅馬尼亞藝術家丹尼爾.克諾爾(Daniel Knorr)在建築中庭堆放了如山一般高的廢棄物件,這些零星的垃圾或是玩具都是創作者一片片從雅典街頭撿拾搜集而來,他將這些物件,不論樣式大小,以機器當場輾壓成薄片夾在書中,成為另類押花書作品《物質化(Materialisation)》。觀眾能夠直接以現金購買這些書本,而藝術家則以販售收入支付他在卡塞爾弗利德利希安農博物館(Fridericianum)塔樓的白煙裝置《呼氣運動(Expiration Movement)》施放。 走進學院地下室大廳,土耳其藝術家奈玟.阿拉達克(Nevin Aladag)自製的樂器佔滿了落地窗一角,在表演者彈奏下發出優美的樂音。這件作品《音樂房(Music Room)》由一系列不同樂器和傢俱器械所組成,靈感最初來自歐洲舊時的音樂沙龍和雅典本地的瑞貝提科(Rebetiko)派對文化。她希望憑藉這種複合功能的變體雕塑重新定義人體和空間、日常物件的關聯性。在學院建築另一端的水泥演奏大廳中,奈及利亞聲音藝術家艾默加.歐格勃(Emeka Ogboh)的作品《塵世軌跡(The Way Earthly Things Are Going)》使偌大空間散發出如同末日般的沈重氛圍。在牆上跑馬燈不斷更新的全球股市指數照映下,觀眾能夠自由穿梭在12座喇叭之間,聆聽由西非伊博族(Igbo)和希臘兩位音樂家根據1929年至今各金融危機數據轉化譜寫而出的音樂。這樣的質地轉變是歐格勃常使用的手法,目的是讓受眾不僅止於聆聽和觀看現場聲響,甚至能夠將官能感受延伸至場外,經驗當下的歷史進程。
















(左圖)
雅典藝術學院展區使用藝術學院的尼可拉斯.可桑里斯展覽廳。
攝影|致穎



雅典藝術學院展區
Athens School of Fine Arts

雅典藝術學院是希臘方面最早開始和本屆文件展合作的機構。策展團隊中主掌藝術教育計畫Aneducation的學者阿尼薩澤克(Arnisa Zeqo)在學院內首先開設專題課程,邀請不同領域的學生親身介入文件展藝術家各種製作與出版。雅典藝術學院的雛形最早成立於1836年,當時只有工藝、工業和美術三個學院,且建築並不在現今的位置。直到1910年,學院正式獨立成兩所機構:雅典藝術學院和雅典理工大學,兩個學院持續共用市中心理工大街旁的舊校區。九零年代初,雅典藝術學院遷入位於城西的老工業地帶,使用一座廢棄的紡織工廠區作為校舍,這樣的策略多少也回應了當時歐洲各地利用藝術相關機構活化舊工業區域的趨勢,同時期著名案例有倫敦泰特現代藝術館(Tate Modern)使用河畔發電站,以及柏林現代藝術中心(KW)利用廢棄奶油工廠等。

雅典藝術學院展區將提問著重在如何拓展藝術教育的實驗性,或者說將教育作為藝術方法有什麼樣的可能性。在校區內的尼可拉斯可桑里斯展覽廳(Nikos Kessanlis Exhibition Hall)中,各式各樣圍繞主題的文件紀錄及影像展示了創作者在各地的行動實踐,這些計畫不一定專屬於某位藝術家或單一團體,有時必須是倡導者與參與者相互協作才能夠達成。例如展場入口處所設置的大型裝置西歐達阿比爾塔(Ciudad Abierta),將同名建築計畫以懸吊式的草圖佈滿展間,觀眾可穿梭在不同圖稿間,以另類的方法閱讀資料庫。西歐達阿比爾塔是一片位於智利港都瓦爾帕萊索(Valparaíso)北方30公里之遙的無人荒地,自六零年代末起,阿根廷詩人苟多弗雷多.羅米(Godofredo Iommi)帶領一群教授和學生,共約莫70人一起在此地購買了300頃的土地,並在接下來數十年開始在這片區域進行許多有趣的建築實驗,探討合作和公共空間的意義。另一件來自希臘藝術家安杰洛.普里薩斯Angelo Plessas)的作品《實驗教育協議(Experimental Education Protocol)》以一場作者和鄰居的訪談展開,鄰居瑪莉亞(Maria Zamanou)婆婆在對話中緩緩道出自己如何在二戰德軍佔領時,以孩童的姿態做掩護,接受希臘政府秘密訓練來觀測德國軍機行動,而最終成為希臘軍的小間諜。

除上述展區外,本屆文件展作品還分佈在雅典國家當代美術館(EMST)、貝納基博物館(Benaki Museum)、希臘電影資料館(Greek Film Archive)及其他無數位於市區的大小獨立空間。策展人在開幕時清楚表達,希望觀眾不僅只是參觀藝術品,而是在尋覓文件展蹤跡時,藉由穿越城市各個角落,更加認識、體驗雅典城的歷史。至目前為止,本次文件展只能說僅露出一半,第二部分須等到六月份。相信當卡塞爾展區開幕後,修姆紀克和團隊的策展意圖將更加明朗,我們也能夠更清楚兩座城市之間究竟該如何閱讀,又該何以為鑒。


















(左圖)
藝術家安杰洛.普里薩斯的作品《實驗教育協議》。
攝影|致穎


28.5.17

【莫阿比特的新鄰居行動】

原文刊載于藝術收藏+設計雜誌》No.109 2016年10月號                         I PDF 下載 I
撰文/ 致穎




















(上圖)
藝術家瑪麗娜.那普胥奇奈展示工作坊印製的海報“我們做得到(Wir schaffen das)”。
圖板提供|© Initiative Neue Nachbarschaft Moabit


20來歲的阿富汗青年查德瑞(Zadran)此時正坐在室內長凳上,向一旁的德籍自願者練習基礎德語會話。查德瑞曾是一名普通的汽車技師,直到塔利班武裝份子強迫他將炸彈安裝在自己車廠維修的政府公務車上,情急之下他選擇逃離武裝份子控制,前往西歐尋求庇護。每個從戰亂地區來到這裡的人都有不同的背景和原因,相同的是沒有一個人是自願離開家鄉,然而短時間內大數量的難民接收對當地政府而言卻也是世紀大挑戰,自阿拉伯之春以降前往德國的難民不論在人數和規模都超越了當年的越戰難民。在這樣的情況下,除了政府,還需要全體社會和民眾共同努力才有可能解決當前危機。 由藝術家瑪麗娜.那普胥奇奈(Marina Naprushkina)在德國柏林所組織的“莫阿比特新鄰居行動(Initiative Neue Nachbarschaft Moabit)”是一個非常鮮明的範例,讓我們一窺藝術創作如何介入難民問題,並且在第一線彌補公部門疏忽力絀之處。























(上圖)
莫阿比特新鄰居行動一樓的酒吧區每晚都有來自各方的好友聚集。
圖板提供|© Initiative Neue Nachbarschaft Moabit



那普胥奇奈來自於白俄羅斯,一個被稱作“歐洲最後獨裁政權” 的國家。總統亞歷山大.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自2004年廢除不得連任法律之後至今仍穩穩擁坐總統御座,儘管國內經濟水平較蘇聯時期顯著提升,然而箝制言論集會以及鎮壓反對派等鐵腕政策也讓盧卡申科被視為違反自由的暴力政客。針對白俄羅斯惡劣的政治情勢,那普胥奇奈在過去的作品多有強烈的諷刺和批評。例如2009年的伊斯坦堡雙年展她打造了一座紅色《總理的平台》(The President's Platform)來探討政府宣傳政治和壓抑言論自由的現象。另外於2012年的柏林雙年展呈現的出版品《自我 # 統治》(Self # Governing)則利用報紙為媒介,刊載對未來的政治憧憬和女性權益等研究,再由許多街頭運動者合作散佈到白俄羅斯的街頭巷尾,藉此直接影響各階層民眾的公民意識。從這幾件創作我們大致可以解讀那普胥奇奈的關注議題:如何利用藝術和參觀者展開人權民主意識的討論,以及生命政治哲學的實踐等,從這樣的觀點出發其實就不難理解她的創作如何逐漸從白俄羅斯政治情況拓展到歐洲近年嚴重的難民議題。























(上圖)
地下室為教室區,提供參與者練習德語和阿拉伯語的機會。
圖板提供|© Initiative Neue Nachbarschaft Moabit


故事大約要從三年前說起。那時政府補助的一間難民旅館在那普胥奇奈所居住的柏林市莫阿比特區(Moabit)區開始營運,那是她第一次在日常生活中和難民家庭接觸。經過幾次攀談後,她驚訝地發現旅館裡有超過百名幼童,平時卻沒有人能夠分擔心思照料他們。於是她和其他夥伴取得工作人員同意,將旅館其中一間小房間改裝成繪畫教室,就地帶領孩子們畫圖,同時也組織各種小型的派對和運動競賽。一段時間後,不只是孩童,連大人也開始參與相關活動。他們在逐漸了解旅館內的補助機制後,他們才瞭解到其實政府提供的補助預算中確是有包含幼兒照顧部分,至於發生在難民旅館的慘況,根本就是因為負責施行照顧服務的私人公司吉爾梭(Gierso Boardinghaus)將這筆錢默默給吞了,然而在向上呈報問題後,可能是為了怕事,旅館方面就再也不歡迎他們舉辦活動。這事件讓那普胥奇奈理解到兩件事:一件是公部門有多少預算來解決難民危機是個問題,而這些錢是否能夠達到應有的功效又是另一個問題。第二件是如果希望提供有效且長久的協助,必須有獨立於公部門的資金,並且由下而上主動地發起運動,而非被動地任由其他單位所支配。在經過幾番不同嘗試後,由那普胥奇奈為核心的“莫阿比特新鄰居行動”總算在2013年正式成立,並且成功擁有自己的獨立空間。所有運作所需的資金皆來自各方捐款,有人捐出小額20、50歐元,也有組織捐贈更龐大的資金,這些非公部門的贊助使空間得以更靈活有效地運作,而不再受制於冗長的政府補助過程。























(上圖)
莫阿比特新鄰居行動每週都有音樂表演、論壇等各種文化活動。
圖板提供|© Initiative Neue Nachbarschaft Moabit


新鄰居行動的空間分成地下室教室和一樓酒吧區。附近的住戶以及德籍自願者為新移民們開辦自發性的德語課程,雖然不是什麼專業師資,難民們卻能夠在政府提供的公辦語言課後來到地下室和參與者實際演練所學或是提問。有趣的是,除了德語,他們也讓難民反向籌組每週兩次的阿拉伯語課程,消弭優勢文化制約的支配關係,使雙方互為師生,教學相長。課程結束後,所有參與者習慣一同來到一樓酒吧區轉換心情,排遣學習壓力。在空間成立之初,除了發起運動的藝術家外,各國難民也加入酒吧裝潢的行列。來自車臣、俄國、敘利亞和非洲的幫手們共同決定漆料顏色和粉刷牆面,一起工作目標一致,這樣的景象其實在難民旅館或是難民營是難以見到的。由於品質不一的住宅品質或甚至是宗教政治信仰,在難民住宿區內容易充斥各種各樣的紛爭,而莫阿比特新鄰居的空間則開闢了一種新的可能性,使各種意識形態得以最輕鬆的形式相互認識,彼此尊重,三年來空間內甚至從來不曾有過任何一場爭吵。酒吧區每天晚上都聚集許多人,有新人也有常客,有音樂表演、料理分享和各式自發性的藝文活動。那普胥奇奈認為,莫阿比特新鄰居行動的中心概念就是打破施和受的既定藩籬,來到這裡提供協助的人並非僅是付出肢體和智識的勞動。相對的,他們也能夠從付出的對象學習到新的經驗和知識:他們在播種,同時也收穫他們自己。























(上圖)
工作室26由藝術家指導橡膠板印刷創作。
圖板提供|© Initiative Neue Nachbarschaft Moabit


工作室26(Studio 26)是莫阿比特新鄰居行動下的藝術計劃。每週六地下室會從語言教室搖身變為藝術工作室,指導的藝術家則利用各種主題引領有興趣的參與者們從事簡單的橡膠版印刷創作。在作品完成後,樓上的酒吧就成了最重要的藝廊展示區,讓街坊和過客都能夠欣賞工作室的成果。既然要做藝廊,展出作品當然也可以買賣,所有作品不論尺寸顏色一律定價200歐元,收入的一半歸創作者,另外一半則會回饋到工作室26,用於購買印刷顏料、紙張和基本材料。工作室26的版畫計劃不但賦予參與者們基本的圖像製作能力,在去年甚至被邀請到基輔雙年展(Kyiv Biennial 2015)參與項目“流離失所的學校(The School of the Displaced)”展出,和更多人分享計劃創作過程。負責指導工作室26的那普胥奇奈自認是位視覺藝術家,除了繪畫和漫畫,過去她也時常從事表演或是裝置,總之就是和視覺圖像有關的藝術創作。在開始接觸難民相關的工作後,她逐漸領悟到單純的文字本身也隱含了強大力量。起初,為了成立空間和申請活動等目的,作為共同創辦人的那普胥奇奈必須花費極大的時間撰寫事務性的公文資料。接下來,隨著實體空間和網站成立,她開始利用文字記錄下各種活動和日常生活,讓更多人能夠快速認識行動內容。而在進行街頭運動抗爭時,行動標語及口號的文字選擇也能夠發揮不同的影響力。那普胥奇奈遂決定將這段時間內各種相關經驗和想法匯集編纂成一本書“新家園?(Neue Heimat?)”,藉著發生在新鄰居行動及空間內的種種事件,討論新移民的融合問題還有德國社會排外主義的壓力。雖然內容大多以個人角度出發,沒有太多深奧的理論建構,但這本書卻成為新介入相關議題者的入門手冊,提供許多簡單的基本案例和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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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26舉辦作品展出。
圖板提供|© Initiative Neue Nachbarschaft Moabit


據統計,在2015年德國接收了大約80萬的政治闢護和難民,柏林市內大約佔了7萬人。為因應龐大的新移入人口,政府編列了將近100億歐元的預算,而安置一位難民的成本大約在1萬2000歐元左右。許多旅館和空間被改造成暫時收容所,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位於市中心的滕珀爾霍夫機場(Flughafen Tempelhof)。這棟著名的舊納粹機場在近代原被用作公共休憩空間,每年舉辦柏林音樂季和DMY設計大展等活動,自2015年起市政府發佈公告將機場空間設為臨時難民住所,不再對大眾開放。不論政府或是難民自身都很清楚,機場大廈和各式難民住宅其實都只是暫時居所,隨著對新文化和環境慢慢熟悉,新移民也必須融入社會,學會新的語言,找到新工作。從最初佔大多數的車臣和達吉斯坦等東歐地區,到這一兩年以敘利亞以及阿富汗、非洲為主體的難民組成,其實他們都有十分類似的人口結構,大多數原為經濟條件不算太差的中產階級,青壯年男性或是女性和他們的幼童,主要原因是來到歐洲的路途遙遠而且所費不貲。而相對應的,他們也多具有較好的知識水平和學習能力。如果能夠提供良好的人際連結,難民尋求到工作、房屋和其他資源的機會將會大幅提升,而這正是莫阿比特新鄰居行動最大的功能。在工作坊和語言課結束後大夥習慣到彼此家中續攤或是相約假日去看電影,於是新朋友圈快速形成,各種新資訊不斷交流,這種有機作用是公部門補助難以達到的,而自己曾是新移民的那普胥奇奈對這點是再瞭解不過了。

莫阿比特(Moabit)區名字相傳來自17世紀時受到宗教迫害的法國休京諾派教徒,在遷入後參考聖經以色列人進入迦南美地前的駐留地摩押(Moab)為此地命名。而今天莫阿比特區也真正成為新移民進入新社會的中繼點,可以想見在不久的未來,這些新移民將會更大幅度地改變歐洲面貌。和其他先進國家一樣,德國也開始面臨社會年齡層結構老化等問題,這些新移民除了能夠成為有利的人力資源外,也為社會注入更多元的思想和習俗,德國也可以藉此不斷維持其豐沛創新的文化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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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製作的橡膠板畫。
圖板提供|© Initiative Neue Nachbarschaft Moa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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